3.3 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    

 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的局勢和黨的方針

 1938年 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后，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全民族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日本侵略者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逐漸將主要兵力用于打擊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政府，從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在占領區內，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 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降，并開始拼湊偽中央政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集團雖然繼續抗日，但態度日趨消極，反共傾向明顯增長。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相持階段到來后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1939年 7月 7日，黨中央發出《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 ——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 ——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 ——反對向后倒退！”在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黨舉起了團結抗戰到底的鮮明旗幟。

 敵后游擊戰爭的發展和百團大戰

 在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肩負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主要責任，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成為主要的對日作戰方式。

 日軍對抗日根據地 “掃蕩 ”的重點是華北地區。1939年春，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了 “治安肅正計劃 ”，實行軍事、經濟、文化、特務一體的 “總力戰 ”。在 1939年和 1940年的兩年中，僅華北地區日軍出動千人以上的大規模 “掃蕩 ”就有 109次，使用兵力總計在 50萬人以上。

 根據 “鞏固華北 ”的戰略方針，八路軍在華北依靠廣大群眾，堅持山地游擊戰爭，發展平原游擊戰爭。1939年 11月上旬，晉察冀部隊在第一二〇師的配合下進行黃土嶺伏擊戰，擊斃日本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所謂 “名將之花 ”阿部規秀中將。《新中華報》發表短評：“抗戰以來，敵軍中將指揮官，在戰場上被我擊斃者，此還算是第一次。真值得我們興奮！”

 為了貫徹 “發展華中 ”的戰略方針，1939年 2月，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軍領導人商定：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此后，新四軍和華中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有了較大發展。1940年 5月，黨中央派八路軍一部 1.2萬人南下，同新四軍一起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

 在華南，廣州失陷后，中共廣東黨組織積極領導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和東江縱隊。長期戰斗在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開展抗日游擊戰，后來發展為瓊崖縱隊。

 在東北，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長期堅持在白山黑水之間，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成為全國抗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東北抗日聯軍展開持續殘酷的軍事 “討伐 ”。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東北抗日聯軍不屈不撓地堅持斗爭。1938年 10月，冷云等東北抗聯 8名女戰士陷入敵人包圍后，投入冰冷的烏斯渾河，英勇殉國。1940年 2月，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楊靖宇在濛江縣（今靖宇縣）境內陷入日軍 “討伐 ”隊重圍，冒著零下 40度的嚴寒，同數倍于己的敵人浴血奮戰，最后只身一人，堅持戰斗，直至壯烈犧牲。殘忍的敵人剖開他的腹部，發現在他的胃里竟沒有一粒糧食，有的只是枯草、樹皮和棉絮。

 從 1938年冬到 1940年的兩年多時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牽制和抗擊了大量侵華日軍，人民抗日力量在戰斗中成長壯大起來。到 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發展到 50萬人（東北抗日聯軍未計算在內），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 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

 多位國際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參加艱苦的敵后抗戰。他們中有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 ·白求恩、德國醫學博士漢斯 ·米勒、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印度醫生柯棣華等。1939年 11月，在晉察冀軍民反 “掃蕩 ”作戰中，白求恩大夫在搶救八路軍傷員時不幸感染中毒，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12月，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號召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

 在敵后戰場上，隨著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的迅速發展，也由于當時中國出現了空前的投降危險與抗戰困難，1940年 8月至翌年 1月，八路軍總部在華北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對日軍的進攻。8月 20日夜，參戰部隊、游擊隊、民兵同時發起攻擊。隨著戰役的展開，陸續參戰的部隊達到 105個團 20余萬人，這就是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是全民族抗戰以來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帶戰略性進攻的戰役。至 1940年 12月初，敵后軍民共作戰 1824次，斃傷日、偽軍 2.5萬余人，俘日軍 281人、偽軍 1.8萬余人，破壞鐵路 470余公里、公路 1500余公里，摧毀大量敵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百團大戰給日軍的 “囚籠政策 ”以沉重打擊，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較低沉時振奮了全國人民的信心。

 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斗爭

 在中國大片土地淪為日本占領區后，日軍在這些地方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犯下空前嚴重、滅絕人性的罪行。日軍在占領區建立多個細菌戰部隊的秘密基地，研制霍亂、傷寒、鼠疫等病毒，對中國軍民實行慘無人道的 “活體解剖 ”。還制造配備相當數量的化學武器，悍然實行細菌戰、毒氣戰。從 1940年下半年起，日軍 731部隊等開始將帶有病毒的投擲器投放到中國許多地區，造成大量中國居民死亡。日軍還在其占領區擄掠和殘害中國勞工，強迫中國婦女充當 “慰安婦 ”。

 此外，日軍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與財富，并按照 “思想戰”的方針，在其占領區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圖以此達到泯滅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維護其殖民統治的目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行徑激起了淪陷區人民的頑強反抗。淪陷區黨組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展廣泛深入的抗日宣傳，采取多種方式啟發群眾民族意識，激勵群眾抗日熱情；積極發動組織群眾，同日本侵略者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舉行武裝暴動，直接打擊日本侵略者；建立隱蔽戰線，開展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1941年，大同煤礦工人舉行罷工和暴動，一部分工人參加了八路軍。中共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組織聯絡當地的秘密黨員、進步青年和愛國人士，滲透到敵人內部，獲取不少情報。

 淪陷區黨組織還通過秘密交通線安排轉移大量干部和進步人士，不斷向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幫助。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長期以香港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聯絡海外僑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祖國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香港。黨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緊急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東江抗日游擊隊負責人，營救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這次營救活動歷時半年多，共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 800余人。香港淪陷后，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挺進敵后，堅持開展海上游擊戰和城市游擊戰，經常對日、偽軍發起襲擊，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廣東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

 打退和制止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戰爭時期，存在著兩個關系中華民族命運的矛盾。一個是民族矛盾，關系到中國存亡的問題；一個是階級矛盾，關系到能否將全民族抗戰堅持到底并在戰后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妥善處理這兩種矛盾，既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又堅持和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保全民族抗日戰爭朝著正確方向發展。

 1939年冬至 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給予堅決回擊，并在總結反摩擦斗爭經驗的基礎上，為了堅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的策略方針，以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的自衛立場和 “有理、有利、有節 ”的原則。

 1941年 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 9000余人，在遵照國民黨軍事當局的命令向北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 8萬余人的伏擊和圍攻，除 2000余人突圍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進行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在突圍過程中遇害。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竟誣稱新四軍 “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

 面對嚴重形勢，中國共產黨仍然以抗日的大局為重，在軍事上嚴守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中央軍委于 1941年 1月 20日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同時，黨中央公布大量事實，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陰謀，并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等 12條解決皖南事變的辦法。《新華日報》沖破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刊出周恩來兩條題詞手跡：“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 ”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重慶和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引起了很大反響。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的鮮明立場，得到全國人民、中間勢力、國民黨內正義人士以及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宋慶齡、何香凝等在香港發起抗議運動；華僑領袖陳嘉庚致電國民參政會，呼吁團結，反對蔣介石倒行逆施。1941年 3月，蔣介石迫于壓力公開 “保證 ”決不再有 “剿共 ”的軍事行動。至此，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1943年春，蔣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暗示在兩年內要消滅共產黨和一切革命力量。接著，國民黨頑固派又以當年５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為由，要求“解散共產黨 ”“取消陜甘寧邊區 ”，并密令重兵駐守西北的胡宗南部準備向陜甘寧邊區進攻。對此，黨中央在軍事上進行必要部署，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強有力的反擊措施，使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發展成大規模武裝進攻就被制止了。

 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連續打退或制止國民黨頑固派三次反共高潮，這表明黨已有了能夠駕馭復雜局面的成熟的領導集體，既不在突然事變前驚慌失措、一味妥協讓步，也不采取冒險行動，給破壞團結抗日的勢力以借口。許多中間人士也由此看清共產黨確實是以民族利益為重，而不是只顧一黨一派利益。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證明它是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