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和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迅速開赴抗日前線。此刻，抗日戰爭正處在戰略防御階段。這個階段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日軍分路深入中國廣大領土，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攻勢達到頂點；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并迅速壯大起來。

 當時，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曾進行了平津、淞滬、忻口、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 “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是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戰局。

 1937年 12月 13日，日軍占領南京后，進行了長達 6周駭人聽聞的血腥大屠殺，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被槍殺、焚燒、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殘忍殺害者，達 30萬人以上。無數婦女遭到蹂躪殘害，無數兒童死于非命，1/3建筑遭到毀壞，大量財物遭到掠奪，昔日繁華的古都成了人間地獄。侵華日軍一手制造的這一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慘案，是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頁。面對極其野蠻、極其殘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人民沒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空前斗志，堅定了抗日救國的必勝信念。

 八路軍到達山西抗日前線后，即取得平型關戰斗重大勝利。1937年 9月 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伏擊日軍，首戰告捷，一舉殲滅日軍 1000余人，擊毀日軍汽車 100余輛，繳獲一批輜重和武器。接著，八路軍三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忻口戰役，相繼取得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等勝利。忻口戰役歷時 20余天，是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較好的一次戰役。

 平型關大捷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日軍 “不可戰勝 ”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使許多人由此相信共產黨不但堅決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戰勝敵人的。朱德在家書中寫道：此戰使 “全線士氣為之一壯。如各軍都同我們一樣，那就不難打退敵人和消滅敵人 ”。

 在深入敵人后方以后，八路軍應該怎樣作戰，怎樣打擊敵人？黨確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方針。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軍事戰略上實行了重大轉變，就是由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運動戰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

 敵后戰場的開辟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1937年 11月太原失守后，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在華北上升到主要地位。黨領導的軍隊根據洛川會議的決定，著重向敵后實施戰略展開，發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當日軍依仗優勢兵力，氣勢洶洶地向前猛進時，國民黨的軍隊節節后退，而裝備簡陋的八路軍卻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敵后挺進。他們同地方黨組織相結合，組織工作團，建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等半政權性質的組織。

 1938年 1月 10日，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成立。初稱臨時行政委員會。1938年 1月下旬，先后得到閻錫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行政院的正式批準，去掉 “臨時 ”二字。這是敵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敵后抗日政權的建立，恢復了國民黨政權潰逃后陷入一片混亂的社會秩序，使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贏得了人民的擁護。

 1938年 4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將原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這對于習慣山地作戰的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挑戰。新四軍各部也利用山區和河湖港汊等復雜地形開展游擊戰。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出現了新的局面。

 敵后戰場的開辟，使中國抗日戰爭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共產黨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迅速發展，牽制了大量日軍。這是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相持的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敵后開展的游擊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艱苦戰爭。八路軍將士面對日本侵略軍的反復“掃蕩 ”，只有極簡陋的武器裝備，沒有來自后方的槍支

 彈藥的接濟。他們在敵人的包圍中創建抗日根據地，那里大多是窮鄉僻壤，物質條件極其惡劣。1937年 11月，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向晉察冀進軍時，五臺山已開始飛雪，部隊還穿著單衣草鞋，在破廟中過夜。然而，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們終于在敵后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面，其中的關鍵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這是人民軍隊能夠在敵后艱苦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的奧秘所在。

 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由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黨如何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全民族抗戰伊始，黨中央就指出，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1937年 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他主張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一切服從抗日 ”，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這些錯誤觀點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堅決抵制。1938年 7月，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全會強調 “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確定敵后抗戰總的戰略部署是 “鞏固華北，發展華中 ”。

 全會重申黨的紀律，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全會還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 ”。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毛澤東后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